编者按：八十年前，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，台湾得以光复；八十年来，统一始终是历史大势，是正道。台湾作家蓝博洲长期致力于追寻台籍共产党人的足迹，书写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，通过数十年的挖掘考证，逐步还原白色恐怖时期的真相。

前不久，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活动中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蓝博洲时隔多年再度互动，并主动表示将与他联系。

2025年11月，新潮观鱼在上海再次对话台湾作家蓝博洲。在历史真相与“台独”扭曲历史的交锋下，仍有太多事实值得被看见。本次对话将分为三篇，深入挖掘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细节。本文为对话中篇。

【对话/新潮观鱼】

新潮观鱼：上次对话中，您提到“很多‘台独’人士的家族都有共产党或左翼背景，他们只记得和国民党的血海深仇，又被‘反共’思想所洗脑”，能否和我们详细讲讲这种“台独”是如何形成的，“台独”派又是如何扭曲历史的？

蓝博洲：很多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家属本身对历史不了解，也不清楚他们父兄的生平经历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就像电影《悲情城市》的广告词所说，在台湾社会，这段历史一直是不能谈、不敢谈的禁区。他们不了解历史，又怎么可能具备更高的认知？正是由于不清楚，在反国民党的情感支配下才会走到自己父兄的对立面，实际上是被操弄“省籍矛盾”的民进党利用了。

1987年我写第一篇有关这段历史的报道时才27岁，就已经看透了“台独”的虚伪，这也是我跟“台独”对着干的最大因素——这些人坏透了，扭曲历史，用欺骗性的手段搞“台独”，消费台湾人的悲情。

因为一般台湾民众根本不理解白色恐怖到底是什么，只知道被扭曲为虚假符号的“二二八”。其实，白色恐怖是反动的资产阶级，对有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参加共产党的左翼政治异见人士的肃清行动，带有阶级性，是白色对红色的肃清，所以叫白色恐怖。1947年的“二二八”跟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有时间的关联性，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。

2025年11月8日，“2025年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追思慰灵大会”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。中新社记者 朱贺 摄  东方IC

回顾1947年“二二八”前后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历史，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后，台湾人产生了两个意识——祖国意识和弃儿意识。一方面，台湾人成为亡国奴，意识到海峡对岸不仅是祖籍地，更是祖国，虽然被日本殖民，但我们的祖国还在；另一方面，台湾人又产生了弃儿意识，一种被不争气的父母抛弃的哀怨，这是台湾人身份认同的隐疾，这个问题没处理好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会“发作”。

1895-1945年，被日本殖民的台湾民众天天盼望回归祖国，他们经历了50年的武装、文化等抗日斗争，都没办法把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，直到加入祖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随着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才相继有《开罗宣言》和《波茨坦公告》，然后日本投降。

台湾民众终于盼到回归祖国而“箪食壶浆迎王师”。但他们等来的却是国民党那些不肖的接收官员，贪污腐败，产生了很多冲突。加上战后复原困难，经济不振，群众失业，学生吃不饱饭，老师领不到薪水，所以1947年2月27日的缉烟事件就引爆了反抗接收当局、要求民主自治的全省性暴动。

白色恐怖幸存者许金玉（1921-2018），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15年。 纪录片《我们为什么不歌唱》

那时，台湾人在祖国认同上遇到了挫折，就像臧克家1947年3月在《文汇报》上声援“二二八”的那首诗所写——“五百天的日子/还没有过完/祖国，祖国啊！/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/换上武器和红血/来表现！”

从逻辑上说，如果当时台湾民众萌生出“我不是中国人，我要台独”的想法，或许尚可理解，但回到历史现实，当时的台湾人——尤其是台湾青年——并未朝这个方向思考。“二二八”事件之后，他们先是陷入一种思想上的苦闷，反复追问“台湾该往何处去？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其间少数一些人虽曾出现“国际托管”之类的设想，但也很快被扬弃。

绝大多数的台湾青年则受到那些领导抗争的抗日先辈——特别是台湾共产党前辈——所展现的精神风范启发。再加上后来通过各种渠道的学习与交流——例如，有一批赴大陆求学的台湾公费留学生，他们利用暑假返台举办学习说明会，向台湾青年学子介绍在大陆看到的学生运动的情况，甚至传唱当时大陆学生运动中的歌曲。此外，一些从江浙、福建等地来台读大学的学生，也把大陆的情况带进了台湾校园。

绝大多数台湾学生通过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以及主动学习，了解到祖国大陆的真实情况。他们认识到，原来祖国大陆不仅有国民党，还有共产党，而共产党正领导全国人民反对腐败的国民党。由此他们明白了，要推翻国民党腐败政权，不能仅靠台湾自身的力量——“二二八”事件已表明，仅靠台湾民众是无法成功的——必须像抗战时期那样，投身于共产党在全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。

通过这样的认知转变，台湾青年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困惑，不再纠结“我是不是中国人”，而是通过辩证的思维——从否定走向否定之否定——从对“白色祖国”的认同，转向对共产党所代表的“红色祖国”的认同，从泛泛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，到带有阶级性的中华民族认同。这种更强烈的祖国认同，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。所以，到了1947年秋天，整个台湾校园就恢复了活泼与生气。到了1949年，甚至就仿如解放区的天空一般了。

郭琇琮、吴思汉等台籍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，多毕业于高等学府，都是台湾的精英。

1950年，台湾社会的氛围已经发展到不久以后就要解放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出现了变局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，美国为了其东亚“反共”战略需要，放弃原来扶持的孙立人和吴国桢，重新支持蒋介石，但不让老蒋反攻大陆，想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，维持这种“不统不独”的状态。此后就是海峡两岸长期的分隔对立，台湾进入蒋介石长期“反共”高压统治的戒严状态。

1952年，通过所谓的“旧金山和约”和“中日和约”这两份无效文件，制造了所谓“台湾地位未定”的谬论。

与此同时，1949年以后，蒋介石吸取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，意识到必须要拉拢占人口多数的佃农阶级，而在台湾推行农地改革。但这个土改是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推进的，一点都不和平，台湾地主如果不服从，就会被扣上“匪谍”的帽子。

有一点很好玩，国民党当局搞土改的初期，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发起的农民运动就是支持国民党土改政策。看起来很矛盾，共产党人支持国民党的政策，其实逻辑是普通佃农虽然受到政策鼓舞，但不晓得政策能落实到什么程度，担心万一得罪了地主，会面临退佃的报复，没田可耕，那一家人就没饭吃了。所以佃农不敢跟地主争取权益。那么台工委就借助国民党土改的政策，帮佃农争取合法权益，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。

但是，国民党的土改实质上是“一石三鸟”的策略——抑制了地主阶级的反抗心理，拉拢广大的佃农，同时也瓦解了中共地下党发展的社会基础。随着土改逐步落实，佃农逐渐被拉拢至国民党一方，不敢再支持或收留中共地下党员。于是，在蔡孝乾被捕、整个台工委组织遭到破坏后，那些流亡至山区、试图重整旗鼓的残余地下党员只能像动物一样昼伏夜出，寻觅维持肉体生存的物质。

台湾是孤立的海岛，不像大陆有宽广的地理纵深，大陆走二万五千里、三万六千里都行，台湾没办法。所以1952年以后，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在台湾没办法延续下去。

另一方面，在土改中被剥夺了利益的台湾地主阶级，不仅存在“反蒋”“反国民党”的情结，他们的阶级本能还“反共”，所以就产生了“台独”意识。可以说，“去中国化”的“台独”意识是1949年土改以后产生的，不是“二二八”发生的1947年。

1950年起，蒋介石开始以“匪谍”之名肃清政治犯，包括本省籍“匪谍”，初步预估枪毙了吴石在内至少3000人，还关押了1万多人。这也能看出他当时的个人情绪和政治威慑意图。例如，同年10月14日，曾赴广东参加抗战的钟浩东遭到枪决，当天是广州解放纪念日，老蒋心情肯定不好，他要杀人解闷。据一些档案记载，本来送呈蒋介石审批的枪决名单没几个人，但他往往因为心情低落而像改文章一样，随意圈画添名，就多了十几个人的人头落地。这就是白色恐怖。

钟浩东

所以说白色恐怖不仅是屠杀了多少志士，蒋介石在把这些爱国者的肉体消灭的同时，也系统性铲除了台湾自日据时期，特别是1920年代以来在文化抗日与进步思潮中形成的台湾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。